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每个时代各有精彩。军休干部作为战争年代最直接的参与者、见证者，对党的感情非同寻常。

为迎接建党百年华诞，回顾党的奋斗历史，3月22日起，市局联动市军休所拍摄老兵永远跟党走“口述历史”音视频，深入挖掘老兵身上蕴藏的红色历史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一段述说，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五位老兵在镜头前回忆在参军经历，唤醒了珍藏心底的红色记忆……

本期人物

吴光辉

1932年12月出生

1954年9月入党 

2019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

红色记忆

破案能手  维稳猛将   

一一吴光辉小传

吴光辉，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人，1932年生。1951年8月进入平阳县公安部队，经省公安干部学校培训后，在平阳县公安局成立时，分配到县公安局政保股工作，后任副股长。因在工作上表现出色，1954年吴光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送到温州地委干部培训班学习，后来被选调到温州地区公安处一科工作，先后任科员、副科长。

1955年，吴光辉被抽调到省专案组工作。1957年回温后，全国开始“反右”，他调到了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工作。1958年，两岸关系紧张，温州地处对台前线，台湾特务活动频繁，他被调到地区公安处政保科，负责隐蔽战线工作。

1964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地公安战线抽调330人支援西藏。这330人当中配备10%的干部，浙江省抽调4人，吴光辉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进入西藏后，吴光辉先后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科长、科长职务，不久又到中印、中尼、中锡、中不边境的定结县负责边境工作站工作。边境工作站地处珠穆朗玛峰的东南侧，海拔高达4700米，条件相当的艰苦。当时的工作站有十几个人，其中三个汉族干警带领10多个藏族干警开展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吴光辉所在的边境工作站也受到了冲击，但吴光辉带领干警顶住压力，坚守岗位，为祖国把守边关。

1968年，吴光辉调任昌都地区人保组一科科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吴光辉升任昌都地区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负责监狱、民警科等多方面的工作。

此后不久，昌都看守所发生了一起人犯逃跑事件。看守所人犯逃跑是重大责任事故，而且恰巧是在国庆放假期间发生，情况十分紧急。看守所领导反应极快，一边向人保组报告情况，一边通知看守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设卡堵道，对过往行人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吴光辉和预审科的领导一同来到了看守所，他亲自走访值班干部、部队值勤官兵、进入劳改三支队第一道大门的值勤战士，详细了解情况后，又再次进入关押人犯的监舍实地查看。经过走访了解，一个初步的判断已经在他脑子里形成了。

案情分析会上，大多数人根据人犯失踪已达数小时之久，且在看守所监区内只差没有挖地三尺，但仍无踪影，外出各路人马至今也没发现情况的判断，普遍认为人犯已跑掉无疑。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吴光辉力排众议，他认为：第一，人犯出来放风，是在监狱内的小院里。出此小院有一个小门，小门出来还有一道大铁门，大铁门的围墙上有战士站岗。经他了解，无论是战士还是看守干部，均无一发现人犯，这说明人犯应该没有出看守所。第二，就算人犯从看守所院内的干部和战士的眼皮下溜掉了，但前面“大营门”的战士同样也没发现有穿着老百姓服装的人出去，这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人犯长翅从天上飞走了不成？第三，撒出去的网到现在已经近三个小时，但无一报告发现情况。基于这三点初步分析，他大胆的认为人犯仍然在小院内。他建议在小院内，对每一间监房，包括天花板上，再重新进行严密搜索，要求做到上天入地搜个遍。

经过严密的搜索，半小时后，人犯被带到了会议室。经审问，人犯强巴多吉在小院内和其他单间人犯一道放风时，乘管教干部被叫到办公室接听电话之机，便溜到了大监房，他把自己的重大案情告诉了大监房的人犯们，求他们帮助他逃跑，并伏地向他们磕了几个响头。藏族农牧民不愿伤生，讲究义气，他们硬把强巴多吉从天花板的“窗口”塞到天花板上，以便待夜间伺机拨瓦从房顶上逃跑。

这就是几乎惊动昌都全城的在押人犯逃跑的全过程。因吴光辉的精准分析判断，果断组织指挥行动，得以讯速破案完结。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球冷战正酣。在看不见的战线上，隐蔽斗争也同样尖锐激烈。国与国之间相互窃取情报，不时有“与其从事的职业不符”或是“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限期离境”的新闻见诸报端。在我国北边，前苏联在我边境前沿公开陈兵百万咄咄逼人，暗中还加紧对我国进行各种情报策反活动。西线，中印两国因历史上遗留下的我国的 12.5 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存在分歧。中印边境线十分漫长，一座山，一条小溪，甚至一道田埂都是边境线。而在这边境线上，偏偏人烟稀少，常常是无人“保家卫国”。两国居住在这漫长的边境线上的少数边民，均是少数民族，从古至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边民们为交换生活用品，尽管两国都有不准跨越边境线的明文规定，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你来我往，在他们心目中压根就没有逾越国家边境线这个概念，印度特务机关正是利用了这一薄弱环节，乘机向我国渗透，不时对我国进行各种间谍和策反活动。

1975年初夏，印度驻在离我边境不远的某特务机关受命窃取我驻藏军事情报。他们派出两个小分队，伪装成边民，身背窃听装置，分别从昌都地区的察隅和林芝地区的墨脱县偷偷人境，向昌都地区的八宿、察隅和玻密三县结合部的然乌区至昌穹至拉萨的公路干线上聚集，并在然乌湖的源头---座海拔近七千米的雪山顶上安装上了窃听中转站设备。与此同时，小分队的另一路人马，在夜间悄悄潜伏到距然乌机务站两百米处的一根电线杆上做上了手脚。西藏军区的有关军事情况便源源不断地通过无线电波发送到了印度特务机关……

一天，一入伍不久的战士外出查线，发现那根电线杆上多出了个的磁葫芦。他利索地爬到杆子的顶端，要取下这个磁葫芦。谁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无法取下。于是小战士返回连队，将情况报告给连长。连长经实地查看后，职业本能告诉他那东西可能是窃听器，并火速向上级紧急报告。随后，他折返现场，用随身携带的老虎钳砸毁了无法取下的磁葫芦。随着那些被击碎磁块的剥落，里面还真的露出了窃听器。   

案情重大，昌都军分区、昌都地区公安处、西藏军区、自治区公安厅、军委总参、公安部很快获悉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以公安厅副厅长向玛多吉(后任厅长)为组长，军区保卫部负责人和昌都地区公安处分管侦察工作的副处长吴光辉为副组长的专案组很快成立，立即开展这一震惊中央的反特大案的侦破工作。

专案组经过长达半年的侦查，吴光辉和一科副科长刁复彬、侦察员罗志诚等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各种手段，最后才在然乌湖源头的雪山上起获了早已失去作用的窃听中转站设备(后送到公安部，《人民公安》曾刊出图片，以警世人)。又半年后，这伙特务其中二人因另一案件在拉萨被我方抓获。

1979年，吴光辉调回温州工作，任温州地区公安处副处长。武警部队组建时，先后担任温州边防支队支队长、温州武警支队支队长和政委等职务。期间，他主持指挥了平息看守所人犯骚乱和十八家战斗等重大战役，为温州的防暴维稳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3年12月26日晚，温州市公安局松台派出所民警朱某某在市区温强二路被犯罪分子钝击剌杀致死，劫走“54”式手枪一支、子弹11发；同月29日清晨，温州市公安局干部颜某某在市区人民东路公共汽车站附近遭两名犯罪分子枪击致死，劫去“64”式手枪一支、子弹8发。三天内接连杀害两名公安干警的惊天大案，震撼全市，也牵动着温州党政军机关领导的心，一并被公安部列为限期紧急侦破的特大要案。

经市公安刑侦部门侦察判明，案件系流氓团伙首犯倪小平、华金龙、郑炳光等8人所为，而且他们有一个疯狂的反革命暴行计划：首先制造杀害公安干警、武警执勤人员，抢夺武器的恶性案件，阴谋制造更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建立“民主幸福派”反革命组织，继而抢劫银行，劫持船只下海投敌。

案件发生后，温州市武警支队迅速成立了机动捕歼分队，时任武警支队长吴光辉参加了由市公安局、武警支队等主要领导组成的基本指挥所，配合市公安局开展捕歼行动。他亲临机动中队突击队作临战动员，检查武器装备，制定预案及现场处置方案，通宵达旦分析案情，指挥战斗。

次年1月11日凌晨，歹徒在市区十八家某民房五楼被警方和武警包围，一场激烈的枪战由此展开，现场击毙犯罪分子倪小平、华金龙、郑炳光3人，抓捕1人，缴获“54”式、“64” 式手枪各一支，子弹4发，及部分作案凶器。与此同时，在其他窝点抓获了该团伙所有成员，无一漏网。后来，此战斗案例被编入了武警学院教材之中。   

2019年，吴光辉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