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每个时代各有精彩。军休干部作为战争年代最直接的参与者、见证者，对党的感情非同寻常。

为迎接建党百年华诞，回顾党的奋斗历史，3月22日起，市局联动市军休所拍摄老兵永远跟党走“口述历史”音视频，深入挖掘老兵身上蕴藏的红色历史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一段述说，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五位老兵在镜头前回忆在参军经历，唤醒了珍藏心底的红色记忆……

本期人物

   李和爱   

1949年入团

1951年参与抗美援朝战争

红色记忆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幸福  

——抗美援朝志愿军李和爱自述

参加抗美援朝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那是1951年的某天，当时我正要从山东济南军区卫生学校毕业，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我们学校来，动员大家到朝鲜去锻炼3个月。那时候，卫校有3千多学生，只许去50人，其中女生占五名，入选的女生必须在1949年以前入团、各科成绩都要在90分以上，还有家庭出身要求。1949年入团的我当时成绩一直很好，家中父亲与叔叔都是八路军出身，我是最符合条件的那五名女生之一。

只当是3个月的锻炼，当时我便没与家里人商量，走之前我才想起来要给父亲留言。火车从济南出发到安东（今丹东）去必然要经过家乡山东省平原县，我就托在火车站工作的同学刘恩赐给我父亲带了张纸条。直到很多年后从前线回来，父亲才告诉我，在得知我要去朝鲜后，他心里清楚，没有不流血的战场，他很可能等不回他的女儿。

到了安东以后，就没有车辆再送我们进朝鲜，跨过鸭绿江的路确实像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趁着月光我们一组12个人跑步通过浮桥，美军的飞机不时在头顶盘旋，有时候他们要放照明弹，整个天就变得很亮，气氛异常紧张。

大家那会儿都才成年，过去的经历并不足以让我们对生死有所认识，甚至我在家一个人上茅房的时候，因为害怕鬼怪，我常常需要爷爷站在我身后才不会害怕。那天，过了江，我们就在树林里坐下来聊天，和往常谈论的话题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些家长里短，没有人觉得这是战场，都觉得锻炼三个月便能回家。直到一颗炮弹落下来，炸死了我们队里的三人，气氛突然变得很安静，没有人再说话，我们大家都吓傻了。稍大些的队长看得出我们的害怕，却也只是说将牺牲的队员留在这里，朝鲜的老百姓会想办法安葬他们，而我们还是要继续前进。那是我第一次离死亡很近，之后的3年中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在我身边，我再也没有了那天的恐惧，因为我似乎知道打仗并不是口头说说，它真的在进行中，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幸运。

回国以后，常有人问我：“你想家吗？”或者“你害怕吗？”我真不知道从何谈起，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死亡的冲击来的太突然，这种害怕因此也变得很麻木，也有可能是因为太忙碌，没有时间再去想家。每天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在与时间和死亡殊死搏斗。

战争实在太残酷

朝鲜战争后期美军就开始搞细菌战，飞机所过之处经常掉落下一些包裹，落地以后就裂开，里头都是带细菌的蚂蚁、苍蝇甚至是老鼠。从那时起，我们卫生队就开始做防疫工作，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在朝鲜连绵的山脉中寻找中国连队。

翻越一座大山便很不容易，更何况卫生队带着各类防疫用品，需要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那时候大家穿的军装上衣有四个口袋，裤子有两个口袋，加上大衣外兜共8个口袋，我们就都装上药和疫苗。刚入朝鲜时，我们还带着背包，后来就都顾不上了，就带医疗物资，能背多少就都背上。山岭是没有路的，男同志要先上，他扔下绳索，大家再互帮互助踩出一条路。翻过了山我们就找连队，一个连队有近120人，他们常常分散在各个小山包的防空洞里，但凡我们能遇见的，都会给他们接种疫苗。

在到达朝鲜球场郡之前，我们一直都在翻山越岭，直到我进入了33兵站医院……

那天，大概是后半夜2点钟，医院的领导突然要求大家紧急集合，除了留在医院看护在院伤员的同志外，其余人都被派去“球场”火车站。那时正值前线铁道兵回国，他们搭乘的火车经过朝鲜球场郡火车站，战场上美军的飞机从来都没有放过我们，就在火车抵达球场站的当天夜里，美军的炮弹汹涌而来。随之而来的一幕我至今都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只知道我脚踩在火车站的地上，泥和血浆都混在了一起，眼前是腿是腿，手是手，脑袋和身体四散落在各处，我被惊得直愣愣地站在原地，直到美军飞机落下的定时炸弹在不远处爆炸……

即便在医院护理过许多重伤员，但这样的场面对我内心的冲击依旧巨大。在球场火车站的救援一直持续到早晨7、8点钟，我们救起那些幸存的同胞，也将牺牲的战士拉回医院设法安葬。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操着不同的口音。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叫叶怀素，他是重伤员，每到有送伤病员回国的列车时，他就问我能不能回老家。但凡轻伤能回家的伤病员，组织都会送他们回国，而那些重伤员恐怕经受不住长途跋涉便被留下来了。每当听到回国伤员名单中没有他的时候，叶怀素就沉默着，我知道他大概也明白自己可能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在33兵站医院的时候，医疗卫生条件实在差。用得最多的医疗用品是纱布、绷带、针筒、棉花签还有棉花球。今天，我们也许不会想象这些医院的一次性用具，在当年33兵站医院里被反复冲洗、消毒，再次使用。

在医院的时候，我不是在护理伤病员就是在洗这些需要再次利用的医疗用品。棉花球吸了血水我们就洗干净，消毒、晒干、拉一拉再使用，棉花签的竹子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做，把棉花头取下来以后洗再套上新的棉花头。被用过的纱布和绷带常常都是血，脓是常见的，还有蛆虫，甚至一些纱布和绷带上都变绿了，血是一盆一盆地倒，再换上一盆的清水，再染成血红色，倒掉。这样的工作周而复始直到觉得麻木。

消毒在那个时候也很困难。洗完的医疗用品用开水烫过就算消毒了，但当时想要开火却没有那么容易。只要头顶有美军的飞机掠过，我们就不能点火，只有等他不见踪影后，烧火才是安全的。

我还记得朝鲜的“阿祖玛”

朝鲜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下40度，入朝以后吃饱饭、睡暖觉十分不易，在防空洞和战壕饿死、战死的战士不在少数。常有进医院的战士见到护士就说自己饿坏了，可否讨口饭吃。卫生队在翻山的时候条件更加艰苦，那时候也有压缩饼干，但是更多的还是吃草面。

“阿祖玛”在朝鲜语里是大嫂的意思。我今年89岁，还能说两句朝鲜话，对“阿祖玛”记忆尤深。当时卫生队每路过一个朝鲜村庄，“阿祖玛”都会留我们夜宿，这家住满了就住邻居家，只要是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都会热情地敞开家门。他们家中的炕就跟咱们东北的土炕一样，70年前没有暖气，能睡上炕就极其暖和了。

睡醒第二天赶路，“阿祖玛”就会掏出一些家里的主食——土豆，让我们吃了再带上一些。直到1954年战争结束，能吃上一餐土豆对我来说都是极满足的幸福，没有当年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一部分人也许便冻死、饿死在他乡了。

我记得很清楚，回国那天是春节前夕，还有7天就是中国农历新年。33兵站医院的战友们在听到战争胜利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国的消息时，我们无不欢呼雀跃，也有人痛哭。在那四年里，我没有休息过一天，也不知道时间已经走到了哪天，每天都胆战心惊。那些年美军常常也用一些心理战术，在中国农历节日前常给我们发传单：明天是中国端午节，你们真的不想家吗？这样的传单从来都没有进入到连队，我们发现一张便撕毁一张，中国人从来不会在敌人的任何战术阴谋下投降。这些内容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人的心中，只是在表面上提醒了我们时间在过去，战争还在继续。

1954年12月24日，我们正式越过鸭绿江返回安东，在过关以前我们接受联合国国际观察团的观察，我记得那天一个巴基斯坦人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我知道这次中国人终于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

那天的安东和四年前不一样，那天的我们和四年前也不同。不知道如何在这些联合国国际观察团的观察员们面前表达那时复杂的心情，语言会略显钝拙，歌声却没有国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最后我站在安东的土地上对自己说：“我终于平安地回来了。”